百年党史中的廉洁故事（十八）

林伯渠：遵纪守法、廉洁奉公

林伯渠出生于湖南临澧县的一个书香门第，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十分注重自身品格的修养，自律定力的锤炼，这为他日后从政严守底线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在军阀混战的特殊历史时期，社会腐败成风、浊气横流，即便在这种环境下，林伯渠依然坚定地保持了清廉品质。

1917年11月，林伯渠出任国民政府湖南省财政厅长，为推进孙中山在西南的护法运动筹办财政。当时，各方势力、各级官府衙门及官僚豪绅均视财政资金为香饽饽，想方设法妄图从中分一杯羹，向他送礼行贿者很多，林伯渠一律拒收并斥责。在任国民政府湖南省财政厅长期间，林伯渠仅给家里买过一匹青布。其实，由于当时时局动荡，筹办财政本十分艰难，但正是因为林伯渠工作出众，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，不仅为护法运动提供了经费保障，卸任时还弥补了前任亏空。

从1933年开始，林伯渠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重要职务，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经济部长、财政部长，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主席;建国后，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。不论职位有多高，林伯渠对清廉的坚守始终一以贯之，不忘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他不仅严格约束自己，还严格要求他人。1956年，家乡的两位干部到北京来看望他，并想请他给县里买2部汽车，他以“汽车是国家计划物资，不能乱批条子”为由委婉拒绝。

林伯渠工作中，始终保持朴实勤勉的作风，他从不计较个人享受和地位，以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党员干部做出表率。长征路上，年近半百的他有马不骑，一手提着马灯，一手拄着拐杖，打着绑腿，穿着草鞋，与红军战士一道行军跋涉，从不搞特殊，不享受特殊照顾和待遇。在陕甘宁边区，有关部门按规定为他砌了三孔窑洞，他坚决不住，改为办公室和会议室。

为促进大生产，厉行节约，他带头制定“个人生产节约计划”，保证全年种粮二担(每担150公斤)交工，并衣被自给。他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，配发的衣被从不领，衣服打着多处补丁，系的裤带是麻绳，枕头是衣包书。由于身材高大，公家发的军被他盖上去短一截。冬天睡觉时，他便用麻绳将被头的一端捆起来，以便使脚不致露出被外。他爱抽烟，但从不买商品烟，抽自己种的旱烟，取名为“兰花牌”。

1944年，林伯渠去西安、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半年多时间，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，他把这期间节约下来的生活费作为生产任务补交。全国解放后，他家住在中南海后面，房子年久失修，组织上多次安排修缮，他嫌费用过高，拖了近十年，还降低了标准。下基层视察，他严格坚持“四不”准则(一不要搞组织迎送，二不要影响工作，三不要宴请送礼，四不要生活特殊)，如有违背，他一是及时劝阻，二是对当事人予以严肃批评教育。

林伯渠为党和人民的事业，几十年奔波不息，与子女聚少离多。尽管如此，他对子女们依然是严厉有加，言传身教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林伯渠一贯公私分明，对子女的教育也尤其注意这一点。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：“高干子弟不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，不搞特殊化，这是关系到党的形象的大问题，也是关系到后代健康成长的大问题。”他时常教育子女不要有高人一等的想法，“做什么都要靠自己奋斗”，注重培养他们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，杜绝特殊化的苗头。

1946年，阔别8年多的女儿林利从国外回到父亲身边。不久，组织上决定林利到东北工作，他深情地对女儿说：“多年不在一起，本来是想留你在身边的，但是，要服从组织的决定。”他叮嘱女儿，到东北后，一定要下农村参加土改，争取在基层锻炼的机会，还特意提醒她不得为私事要求组织上和他通电报。正是因为林伯渠的一贯严格要求，他的子女亲属从没有利用他的职务和影响谋取私利。